华裔移民回忆:温哥华的变迁

—— 讲述温哥华如何从乡村变都市

刚满125岁的温哥华,由最初只有数百人居民的「小乡村」,发展成今日逾64万人口(如果以大温哥华计算,人口更超过230万)的国际大都会,成就这惊人的转变,有赖不同族裔移民的共同打拼;这些移民的后代,更成为新一代的温哥华人。《星岛日报》访问四个于不同年代在温哥华出生或抵达生活的华裔移民,透过他们的亲身感受和经歷,让读者更瞭解这个年轻可爱城市不同年代的面貌。

40年代 族裔关系紧张

现年69岁的关邦健,是加国华人第三代。1911年,他祖父携同关邦健的父亲,由中国广东省新会到加拿大,以种菜维生,《排华法》实施前,把家人带到加国,关邦健1942年在温市出生。

只懂英语的关邦健,年轻时学过中文和中国功夫,但现在只可以写出自己的中文名字。他说,那时候自己中文学得不好,常被老师罚抄写,中文名字是这样记下来。

关邦健(左)和女儿利莉及10岁的外孙,重访华埠。

关邦健表示,20世纪40年代,在《排华法》阴影笼罩下,温哥华市族裔关系十分紧张,大部分华人都被「禁闭」在华埠上海巷和广东巷两条街里。关邦健说,有华人走出华埠,会被白人打;白人走入华埠惹事,也不好过,他说当时华人如果听到白人被迎头痛击,就十分兴奋。

第二次大战时,华社曾经为华人参军而激辩,最后贊成参军的一派得胜,华裔子弟纷纷投笔从戎。战后,《排华法》在1947年撤销,华人家庭得以团聚,同时大量华人结婚。关邦健称:「那时华埠的酒家,每个星期都有人摆喜酒,热闹得很。」

他又指出,《排华法》实施时,华人妻室及子女无法来加,华社阳盛阴衰,导致华埠黄、赌及毒充斥,后来家庭恢復团聚,家庭成员增加,这些活动的吸引力就大减。

1963年是关邦健第一次投票,以后每次选举,他也会投票。

他表示,因为父亲是商人的关系,只要是有利华埠商业及华人的候选人,他都会支持。

对于温哥华,关邦健称:「即使我游遍世界其他城市,也难找到可比拟的。还有,我享受在这里可遇到不同地方来的人,大都能包容对方。」60年代 华埠全盛期

刘耀国的父亲1910年来到加拿大,驾车载着蔬菜,在大温地区到处销售,其后返回中国娶妻,由于人头税和《排华法》的关系,当年17岁的刘耀国,在1956年才能由香港到温哥华,与父亲团聚,留在中国的母亲,则待1974年才抵达加国。

刘耀国忆述,初到温哥华时,温市犹如「步伐缓慢的小镇」(Sleepy Town),市中心没有新建筑。初到华人十居其九都在华埠落脚,操不同乡音的移民,都能在华埠找到所属的同乡会,协助他们安顿生活。

刘耀国表示,像他那类藉家属团聚移民到来的子女,初期几乎全是男生,他们先在东百老匯街(East Broadway)夹乃街(Kinght St.)的亚歷山德拉女皇小学(Queen Alexandra Elementary)读英语,课程名叫「新加拿大人班」(New Canadian Class) ,后来就改称英语为第二语言班(简称ESL)。

年轻时的刘耀国是漫画迷,收藏不少漫画书。

刘耀国第一份工作是在杂货店打工,负责送货到卑诗大学一带的西人家里。刘耀国称:「1960年代初,大家都不用锁门,我可以登堂入室,把牛奶、牛油、果菜物品,放到客人的冰箱。」

随着家庭团聚移民增加,上世纪60、70年代是华埠的全盛期,刘耀国说是「旺足20年」,连华埠物价也上升。刘耀国1967年回香港娶妻;一年后回来,在华埠吃餐,一碟饭的价钱已由5角加至9角。

刘耀国看着旧相簿,忆述温哥华的转变。

他称,1974年是华人社区发展的里程碑,那年9月中开始,在华埠居住的人慢慢搬离华埠,部分华人沿东一街向云翡街(Renfrew St.)一带居住,另一些人则住在乃街、菲沙街(Fraser St.)、缅街(Main St.)夹41街以南的新开发区,他也以万多元在温市南部买下第一幢屋。

现年72岁的刘耀国说,80年代的香港移民多聚居温市西区,在甘比街(Cambie St)夹西41街以南置业,因为他们有钱,有能力买大屋;至于现在,由中国大陆来的又是另一批人,买西温豪宅,买楼置业的心态和手法跟老华侨已截然不同。

(来源:星岛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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