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留学生以更宽阔视野看世界

他们拥有更加独立的观点,认为更加包容和开放便是一种自信

蔡咏颐说,在波士顿大学一年,她变得更直率地表达自己。

在近日的一场聚会上,中山的留学生们互相交流留学过程中的所观所感。 Frank 摄

徐思佳与伦敦大学的同学合影。

唐芮言谈间自信满满。Frank 摄

7 月上旬,中山留学生联盟发起组织了一场有20 多人参加的小型聚会。这些主要从欧美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归来的留学生,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增进友谊,集中更多海外资源,为中山更多的孩子出国留学提供咨询和帮助。

借此机会,记者对部分留学生进行了采访,以下是他们的“海外观感”。
>>>更加直率地表达自己>>>
蔡咏颐在美国波士顿大学主攻新闻传媒。她坐在记者面前,阳光、率性,话语中带着西方式的热忱。

“在美国生活一年,回到家里之后,父母感觉我最大的变化就是 ‘不懂人情世故’。”蔡咏颐说,在这个暑期,父母会在恰当的时候提醒她,这里是中国。

文化的差异最先带给了蔡咏颐冲击,用父母的话来评价就是:“越长大越不懂事”。

在高中之前,她在父母面前都是 “听话”的女孩儿,尤其在长辈面前,需要随时考虑对方的“面子”。这个暑假,她曾经当着姨妈的面,直截了当说出了自己对姨妈感兴趣的某一件事情的讨厌。

“这里是中国。”蔡咏颐笑着说,因此需要时刻记住,我们是将一些“虚伪”的东西,当成是一种含蓄,一种美德。但在波士顿大学一年,她习惯和其他同学一样,更加直率地表达,更有个性。

“他们(大学的美国同学)会顾及别人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但是他们认为最要紧的是诚恳。”蔡咏颐说,刚进入大学时,她会将自己对别人或一件事情不满意的地方隐藏起来,但后来发现,真实地表达自己,更受到美国同学们的欢迎。

蔡咏颐的室友是一位美国黑人,为人非常随和。在认识蔡咏颐之前,这位室友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一个国名而已。
“我会主动跟她讲述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和风俗。她会感到特别惊奇,最后甚至主动去阅读一些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蔡咏颐说。

电影《中国合伙人》中,“天之骄子”孟晓骏到了美国倍感被边缘化,蔡咏颐也有类似的感觉。她说,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种感觉,中国人的文化地位并不是很高,或许这正也表明西方社会的一些“固步自封”。

蔡咏颐会弹古筝。大学第二学期,她联合几位中国民乐爱好者,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国民乐会”的社团组织。

“我们希望这个社团组织有更多的中国元素,让美国学生以及其他国家的学生通过这个组织来了解中国的文化,我们会通过举办音乐会的方式,去吸引外国留学生的参与。”蔡咏颐说。

在美国杜克大学留学4年的林傲晖,则更愿以更开放的心态融入美国的主流。

他用“如鱼得水”来形容自己的留学生涯。“在国外生活最重要是保持一种openmind(开放的心态),不要抗拒新的形势,而是要主动融入。”林傲晖是天生的外交家。

他的交际方式在于主动。他说,不管是和教授还是和新的朋友都要主动找他们,约出来喝杯咖啡或者聊聊天,很快就能融入当地的圈子。只是他也深切感受到,和西方国家的朋友打交道,难免还是会有文化上的隔阂,这种隔阂说不清道不明。

>>>什么都敢质疑,什么都敢反驳>>>
“中国留学生学习成绩都很好,但最后发展却不是很如意。”多位留学生在出国前,咨询录取他们的大学,大学给予的回答让他们感到疑虑。见识了国外教学的差异,他们开始去思索这一矛盾的答案。

“在美国的大学里,没有教学大纲,每位教授都有自己的内容,但你又却不会感觉杂乱无章。”蔡咏颐在过去的两学期,每学期只选了4门课,相比国内大学每学期至少十来门课相比,似乎轻松许多。

事实并不如此。“刚结束的这一学期,我选了一门心理课,在所选科目中最轻松了,但每周至少要读200页左右的资料。”蔡咏颐说,没有一位老师会来催促学生的作业,但每一份努力都会看得到成绩。“在国外的大学,选一门课程,就是在扎扎实实地去研习它。”

正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就读的唐芮,是本次聚会的发起人之一。她笑起来明眸皓齿,有一种特别迷人的气质。这种气质源自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满满的自信,言谈间挥洒自如的风度。

初到加拿大时,唐芮被国外同学的批判性思维所冲击。“在中国读书的时候,我们都习惯了乖乖听话,到了加拿大一看,可不得了,他们的学生什么都敢质疑,什么都敢反驳。”唐芮谈起在一次社会学课上的经历:教授刚阐述完自己对宗教的看法,立刻就有学生站起来,反驳教授的观点。“这让我不可思议,要是在国内,大家是不是都会附和,或者从此形成这样的观点?”唐芮说。

更多开放式的问题等待唐芮去解答。“男女为何会不平等?是什么制造了犯罪?这哪里是作为一个刚进入本科的学生去思考的?我们习惯的方式是,先从一个简单的概念背诵开始。”唐芮说。

让唐芮印象最深刻的一门和社会学有关的课程中,老师会经常提到和性有关的话题,像关于变性人、同性恋之类,这个话题在中国许多大学的课堂上可能是禁忌,在美国课堂上却能够公开讨论。

一年后,唐芮适应了这种“毫无边际”的教育方式。她自己在思考:为什么大部分中国学生都要学商科?为什么他们连自己喜欢什么都不知道就随意选择了一个也许会决定人生走向的专业?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而一定要选择赚钱的事情?基于这些思考,唐芮最终选择了社科类专业。

“一年的学习,我发掘了一个更有潜力的自己,努力了就能做到更好的自己;我发掘了一个特别的自己,不随大流,坚持自己的想法。”唐芮对这一年的改变很满意。

>>>试图构建自己的圈子>>>
徐思佳去年进入伦敦大学研习地质学。她用“鱼龙混杂”来形容中国在英的留学生。
“在这些留学生中,有官僚子弟,有富二代,也有家里砸锅卖铁来到国外的。”徐思佳说,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既定的“圈子”。

她把在伦敦的中国留学生分成三类:一类是进入大学从来见不到上课,他们赌钱,混中国学联,组织搞各种聚会;另一类是学业和外语水平非常好,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是天生的外交家,和外国人火热地打在一起;还有一类就是只顾专心学习,到最后可能连和外国同学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一些留学生处处显示着 “中国式精明”。他们打着学联的幌子,定期举办一些聚会,并将此当成“敛财”的工具,如外国人包场聚会,每人入场只需3-5英镑,但到中国学联包场时,入场就要20英镑每人了。

“在美国大学,要扩展自己的圈子,许多中国留学生选择缴纳昂贵的会费,进入‘兄弟会’或‘姐妹会’,但这些组织通常只是为了喝酒和玩乐,这些组织里的外国学生,通常不会和中国学生交心。”蔡咏颐认为,真诚和阳光的心态,在美国大学就能赢得朋友,美国是一个宽容的社会。

像唐芮这样活动能力强的留学生,正在试图构建属于自己的圈子。

“加拿大和美国不一样,表面上这里更加多元化,走在街上可以看到各色人种,亚裔尤其多。”初到多伦多,唐芮感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冲击,并迅速交到了一批来自各个国家的朋友。一开始挺新鲜的,时间久了,她感到还是不能完全融入外国人的圈子中,于是萌生了创立中山留学生联盟的想法。

“要问我这一年有什么成就?我最为之骄傲的不是拿了多少个offer,得到多少赞赏;而是我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把梦想付诸行动。短短两个月我结识了一群有梦想、有激情的留学生,和他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完成梦想。在很多人看来它不算成功,但对于我来说,这个联盟是我18岁最好的纪念。”唐芮在一篇日志中写到。

现在,中山留学生联盟已经有了100多位会员,并且还在不断吸收新的会员。有些“准留学生”一收到录取通知书,也会想办法投靠组织。唐芮说,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山学生出国留学,大多去往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他们的队伍会不断壮大。

■ 政 治
注意自己的言行
上世纪初,一群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发起了一场关于改良和革命的大辩论,最后以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派大获全胜,这场辩论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辛亥革命的理论基础,最后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100多年后,中国的留学生也有自己关注的政治范畴。

在伦敦大学的一次地质学讨论课上,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国留学生,在自己的课件里播放了国内某知名大学教授骂香港人是 “狗”的视频。在徐思佳上台发言结束后,一些外国学生便就这段视频,询问她的看法。

“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我也知道这位香港同学和外国留学生想表达什么意思,但我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后,这样回答他们:这里是地质学课,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与地质学相关的课题,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东西不属于这一堂课的范畴。”

徐思佳说,即便在政治学课堂上,她也会精彩地回答这一话题,因为她来自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孙中山先生毕生追求的“振兴中华”,是这一答案的历史基础和理论基础。

“当然,即使在海外开放的舆论环境,政治也不是随便可以谈论的。尤其是大陆学生,不会毫无顾及地去发表一些政治言论。”霍思阳在悉尼大学已修读了四年的法学,这门课程的一些公开讨论中,会经常涉及中国的法律和政治问题。“但即使在一些学生聚会上,有时候会突然冒出一个人会提醒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霍思阳说。

更加开放包容便是一种自信
1847年,19岁的中山人(当时的香山县)容闳,由香港基督教会提供两年经费资助,去美国留学。此后,容闳被公认是第一位完整地接受了西洋教育的中国人,他也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从此,近代中国人开启了出洋留学的历史,从140多年前第一批“留美幼童”开始,到1949年以前,中国留学生一直带着强烈的民族自救意识,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都是中坚力量。近代以来,一大批留学生的归国,也使中国有了近代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质科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各个门类的学科……可谓 “留学改变着中国”。100多年的历史中,从容闳以来的不少中山留学生,在近代史上留下了印记。

陈丹青在他的一篇《海归的羞耻与责任》的文章里,把前几代留学生的社会理想、责任感和道义精神视为一种绝响。在他看来,现在的“海归派”在整体上缺乏这样的意识。

100多年后,中山的年轻留学生们,在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他们愿意重新整理对价值观的追求和肩负起社会理想,接受采访的大多数留学生表示,毕业后将回到祖国或直接回到中山,支持家乡的建设。

“100 多年前,留学先辈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不仅有先进的科学知识,还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100 多年后,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霍思阳说,作为中山人,应当传承孙中山先生的博爱精神,“更加开放和包容,便是一种自信。”

(来源:中山日报 2013-07-22 第 6762 期 A8版)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